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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对小破孩儿and足迹

我越来越相信创造美好的代价是努力、失望以及毅力。首先是疼痛,然后才是欢乐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谈迁和《国榷》  

2009-12-07 15:22:05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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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迁与《国榷》

 

  谈迁(1593~1657),明末清初人。祖籍汴梁(今开封),随宋室南渡,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,后江沙坍落,迁至马桥麻泾港西(今海宁马桥)。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,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。原名以训,字仲木,号射父,明亡后改名迁,字孺木,号观若。改名“迁”,寄托了对历史、对自己的一种境遇,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。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“史景迁”。(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·D·斯本瑟)

        谈迁的生活道路很简单,自幼家贫,刻录好学,博强闻记。一生未曾做官,靠替人抄写、代笔或作记室(秘书)来维护生活。用我现在的话说,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,自学成才,然后私人写史。不计报酬,不慕虚名,贫寒一生,活的很有骨气、很有节气、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。

所以在我眼中,司马迁、谈迁都是合格的历史学者,值得我的敬仰。

一、谈迁的治史,小偷和强盗:

       天启元年(1621年),谈迁28岁,谈迁母亲亡故,他守丧在家,读了不少明代史书,觉得其中错漏甚多,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。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,他他长年背着行李,步行百里之外。到处访书借抄,饥梨渴枣,市阅户录,广搜资料,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。以后陆续改订,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,六易其稿,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《国榷》。。岂料两年后,清顺治四年(1647)8月,书稿被小偷盗走,他满怀悲痛,发愤重写。经4年努力,终于完成新稿。顺治十年(1653年),60岁的他,携第二稿远涉北京,在北京两年半,走访明遗臣、故旧,搜集明朝遗闻、遗文以及有关史实,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,加以补充、修订。书成后,署名“江左遗民”,以寄托亡国之痛。,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。

       这个小偷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恶的小偷!小偷无非时盗些银钱衣物,然而这个贫寒的家没有给小偷惊喜,于是他顺手拿走了谈迁的书稿,算是泄愤吧。这是一个“史家”二十六年的呕心沥血啊,这个小偷,改杀!如果我有历史的审判权,我就去捉了这个小偷,让他偿还谈迁的“心血”,这是无价的心血啊!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谈迁在书稿被盗后的痛苦,一个贫寒一生,终其所能才完成书稿的53岁的老文人,这个打击无疑是天大的!谈迁发出这样的感叹:噫,吾力殚矣!文人的坚韧这个时候起了作用,谈迁迅速从沉沦终走出,说道:吾手尚在,宁已乎!命运对这个老人,何其不公也!呜呼!

       这个小偷的“盗品”还不如纵横江湖的大盗,那个小偷是卑劣的!何其卑劣的小偷啊!顺治十四年,谈迁逝世前不久,他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,和友人钱大球去山西平阳,路过山东聊城一带,碰见两个强盗持刀打劫。谈迁镇定自若说道:“我们都是读书人,箱子里都是破书,那里来的钱财?”强盗见状抱拳说“惊动”而去。可见,这两个强盗比起那个卑劣的小偷,可爱多了!

二,谈迁的节操,作文和拒文:

       谈迁一直是考给别人抄写谋生的,这是很艰苦的。尽管艰苦,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自己的原则。

        崇祯十五年冬,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,价值十万金。在海宁登陆,前往嘉兴。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,但不上报,企图侵吞这批人参,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,买通关节。谈迁认为此时重大,隐瞒不住,拒绝写信,后果然事情败露,刘宪模被罢官。

      顺治十二年,谈迁在北京。自己的同乡,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,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。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。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,谈迁一口拒绝了。在日记中写道:我年纪老了,不受年轻人的侮辱。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,却让我干着干哪。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,你做你的高官,我当我的穷书生,我们毫不相干。(大意如此)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,不计报酬。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,那篇《史相国誓师文》就出自谈迁之手。此外,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《乞援文》。

     顺治十四年,去山西平阳(今临汾)祭奠先师张慎言,病逝于旅舍。

    此外,谈迁除了《国榷》之外,比较有影响力的著作还有《北游录》。

    1653年(清顺治十年),江南义乌朱之锡进北京做弘文院编修,聘谈迁做书记,他们从嘉兴运河坐船北上,两年后谈迁又从运河乘船返回故里。在往返途中,谈迁对运河变迁、河道船闸、自然景观以及风俗人情等都作了记述,并赋诗咏叹,“箧中录本,殆千百纸。”《北游录》共九卷,有关京杭运河的资料在“纪程”、“后纪程”、“纪咏”中。往返途中,谈迁还在运河山东段赋诗40余首。其他著作还有《海昌外志》、《枣林杂俎》、《枣林集》、《枣林诗集》、、《西游录》、《史论》、《海昌外志》、《金陵对泣录》、《枣林艺篑》、《枣林外索》等。

       《国榷》书中对清朝颇多贬责,因此当时无法流传。直到1949年后,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,编为108卷,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。《北游录》成书后没有刊刻,只有抄本流传于世。1947年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从传抄本转录《北游录》,随笔勘正,寄希望于“好事者能付之梓”,直到1960年始由中华书局首次出版。三百多年后,才算对谈迁一个交代。

       谈迁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学者,用毕生精力为中国的“史学”增砖添瓦,为现在的学者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可靠的素材,在几百年的时光中,谈迁的作用才显现出来。这种生前不为己,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“文人”“史家”,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,我们为什么不自豪呢?我们有理由不纪念他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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